留守村妇，面临着新的“三座大山”!(2)

    “留守村妇”，在很大的层面上，这还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词语，没有真正的进入大众的视野和焦点。其实与“留守村妇”相类似的词语，如留守儿童、留守老人，就已经成为社会和国家关注的热点和重点，而“留守村妇”的姗姗来迟似乎给我们更多的遐想和思考，检讨着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的培育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2004年底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11823万人。排在“前3甲”的省份是河南、四川和安徽，分别有1500万、1370万和1000万的农民外出打工。其中，安徽省霍邱县众兴集镇共有17个村，8762户，35264人，外出打工12600余人，家庭留守妇女就有8000余人，几乎每镇就有一个留守妇女。为什么会出现“留守村妇”这一现象并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？这是一个发人省思的问题。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，留守村妇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，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，同时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而消灭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研究中的体现，是我么你必须遵循的规律，是我么真确认识的前提和基础，决定了我们研究的成果价值和作用。

    出现原因:有的学者认为： “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，使城市成为农村人的绝对诱惑，吸引着乡村男女成为它的‘劳动力’；而排斥一对农村夫妻共同迁居，又造成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出走而另一方留守家中，最终，制度的距离转换成空间的距离。”其支撑的依据：一方面是人口压力、户籍限制造成农民无法举家迁入城市，另一方面，耕地不足，进城务工改善现状是必然之举力。进一步本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村劳动力输入城市战略举措的大力推进，毫无疑问地男性成为首选。上述观点基本涉及到了这一现象的内在本质，折射出了经济、政策、文化等方面的因素。笔者总结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分析：第一、经济体制和制度。自从80年代的农村土地改革后，农村劳动力就出现了富余，同时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的不够完善，农村发展的潜力有限，所以劳动力的输出和转移成为政府和农民的必然之举，加之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，使得“农民工潮”现象出现，生动地书写了本文中探讨的日趋明朗的“留守村妇”现象。第二、政治体制和国家政策。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差别，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描述——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、生产工具、资本、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,而在乡村则是相反的情况:隔绝和分散。在人的理性中，对于现代文明的亲和自然具备强烈的冲动。因为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健全，农村地区发展缺乏内生的推动力且难吸外力介入。而城市仍然以户籍制度为基石的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、劳动就业制度、人事组织制度、人口迁移制度、教育医疗制度、财政税收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，仍在顽固地维系城乡二元乃至多元的社会结构，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只是城市生活的过客、看客，其最终归宿并无确定。第三、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化。在费孝通的<乡土中国>中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深入和透彻的描述和解读。乡土社会具有乡土气息，内含着稳定的社会关系、封闭的社会圈，以乡规自律的社会自治体系。但是当封闭被打破后，作为一个集体的反应机制是快速但缓慢的，显得极为得不成熟。笔者认为，这与当下农村现状的本质是契合的。一般认为男人是家庭“顶梁柱”的传统思维是的男人必须外出谋生计而女人主内，同时妇女社会地位的相对弱势使得外出的机会很小，于是逐渐的催生了“留守村妇”的出现。